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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延礼:加快推进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

2020年03月03日 15:33 来源:未知 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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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国金融》2020年第5期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和上海市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疫情防控关键时刻出台《意见》,进一步凸显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再保险中心建设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研究国内外再保险市场情况,研究部署再保险中心建设有关工作,推动抓好落实,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关键支撑之一。笔者作为一名曾在中资保险公司海外机构和国家保险监管部门工作多年的参与者,结合曾在上海工作的经验,尝试就这个问题做一些探讨。

全球再保险中心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纵观国际已有再保险中心,主要有以伦敦为代表的历史积淀型再保险中心和以新加坡、百慕大为代表的政策驱动型再保险中心两类。

伦敦再保险中心的发展和演进与英国自17世纪以来海上霸主地位的逐渐确立和资本主义市场发展密不可分。伦敦再保险中心市场的标志性产物,非劳合社莫属。劳合社虽为历史积淀型再保险市场,但是其演进过程也离不开法规、政策等方面的适时引导和适度干预,从而加速确立其地位。《劳合社1871年法案》的出台,赋予了劳合社法律上的地位;1911年,英国政府取消了对劳合社经营范围的限制;《劳合社1982年》法案进一步明确了劳合社理事会对劳合社事务的管理和监督职能,确立了劳合社的监管权威。

新加坡再保险中心的形成离不开当地政府根据本国的特点因势利导,全球前50大再保公司中有29家在新加坡设立机构。究其原因,新加坡政府在国际再保险市场资金进出规定、所得税、离岸保险业务税收等方面发挥了关键的政策引导作用。一方面,对保险业公司所得税、离岸业务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给予优惠的税收条件;另一方面,在高标准监管的前提下,加大对非居民开办再保险公司业务条件、外资入股本地保险公司、保险经纪进场执业等方面的对外开放力度。近年来,大量中资保险机构在年底纷纷飞抵新加坡,开展再保险业务的年度续转工作,新加坡再保险中心影响力逐步增强。

百慕大再保险中心和美国市场紧邻,也是以其优惠的税收政策和宽松的监管环境吸引了大量机构。促使百慕大崛起的另一个因素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责任险承保能力紧缺时,ACE和EXEL两大特种责任险公司在百慕大的成立,逐渐形成超额责任险、终身医疗险和再保险市场。上世纪90年代巨灾风险频发,1992年安德鲁飓风发生后,投资者在百慕大迅速建立巨灾再保险公司,而后,百慕大逐渐成为众多巨灾再保险中心的注册地,再保险中心逐步形成。

上海建设国际再保险中心,既需要借鉴伦敦等历史积淀型再保险中心的经验,也需要积极学习新加坡、百慕大等政策引导型再保险中心的有利做法。一方面,吸取国际先进再保险市场建设经验,发挥中国市场信息技术运用的后发优势,结合最新“偿二代”监管要求,采用担保措施集中登记管理等手段,加快中国再保险场内交易市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再保险市场机构、资金、技术、人才的聚集,加大再保险服务保险和经济社会发展、支持国家战略的能力,提升我国在全球再保险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

上海建设国际再保险中心的机遇和挑战

上海是全球金融要素市场体系最为完备的城市之一,是国内金融保险机构集成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保费规模位居全国城市第二位,且仍具有较大发展潜能。周边日本和韩国分别是全球第三大和第七大保险市场,具有较高的向外分散保险风险的需求,是重要的潜在业务来源。同时,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中心位置,肩负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的重任。上海自由贸易账户体系等金融创新机制,可以更好打通再保险资金国际结算通道,相比其他地区,上海有明显的区域优势和更好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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